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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管理市场化运作尚须有序化改革
国企改革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的同时，其难度也日益增加。近年来，国企改革由全面搞活到总量控制、收缩战张，目前已经突出地表现在以重点经营好191家特大型国有企业为突破点。
国企改革措施层出不穷，改革成本不菲，但收效地不甚理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越深入，制约的因素就越多；放权让利的代价较大，单项改革走得过快，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国有股、国有法人股流通存在制度限制；银行开始脱离行政制约，在实现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中，国有企业负债失去政策支持。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体制改革过于突出，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相对滞后，出现经营机制改革等待产权改革和体制改革的完善的困境，而非几者并列进行；过于强调硬性地与国际接轨，试图通过国企改革、改制来迎合现成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的治理机制；过分看重国际企业运作的同一性，而对企业运作的差异性考虑较少；对外部的依赖性较强，缺乏对内部资源配置的独立思考方案。
当然，在国企改革中，改革的观念发生了有益的转变，基本上摆脱了计划经济下行政指令和硬性政策的束缚，大量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改革方案，多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政策，少了许多干预性的强制措施。
观念分歧凸显成变革难题
有关专家认为：产权和体制改革已基本到位，国有资产收益分配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问题已经凸显。他进一步指出，目前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而在于国有资产如何实现保值增值。无论是继续进行国有股减持和转让，还是坚持现有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不变，都只是一个方案的问题，根本目的是如何盘活国有资产，提高资产的周转速度和资本回报率。
笔者认为，在国资管理的市场化运作上，应该合理地处理好改革的措施和制度的限制两方面的关系，照顾好多方因素，有序推进改革进程。
首先，国有股减持和转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这一点上需要考虑国有股减持和转让的改革成本，把改革的方案建立在经济理论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分析方法上来，国有股今后将减持和转让多少，如何实现转让和减持等，都不能改变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上的总量优势，这是一个制度底线的原则问题，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型领域并不表示国有企业将会走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模式。虽然国有股减持和转让可以缩小监管空间，降低管理成本，然而，由于存在法律和制度缺项的弊端，这种方式所伴随的阵痛也是不可小视的。
其次，债务管理和资产管理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承担机制。世界银行中国办事处的
第三，对目前追求现代企业制度和股权结构是否适应我国的国有企业应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经营机制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和思路的问题。其实，国企在股权结构上再变，也不会出现国有股全身而退的情况，而国有股的模糊所有权和其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性，使其本身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股权身份参与社会的股权交易。根据这研究会上专家的观点，国家不可能对每一个国企实行亲自管理，因而，国有股管理权始终存在形式上的到位和事实上可能缺位的问题，而这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不太协调的。
最近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的力度很大，不仅在国企领导人的薪资上下了血本，而且对国资管理者的选拔开始摆脱了体制内任命的范围，把目光投向了全球，虽然这次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国企管理者的实际只有六家，却也充分表明了企业用人机制的灵活性趋势。可是另一方面，并非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就能够经营好国企，这里还有一个管理通用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至于薪资改革，虽对人员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却忽视了企业经营中的相关配套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收益和风险的关联效应，导致薪资改革只能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而精神动力的满足较少。
第四，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出现了许多体制壁垒要妥善解决。这些壁垒不断出现，且不是国资委可以操纵的。中国的改革往往是以部门法为主要的市场规范依据，而部门法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利益的色彩，国企的运作必须依赖于这一系列部门制定的法规环境。部门法规使整个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融炼机制和整合手段，在政出多门的弊端尚未有效得到克服的情况下，国资委如何影响部门法的制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能有效地整合部门利益，使整个体制环境较为融洽地发展，国资委最有发言权。因而，摆在国资委面前的不仅是如何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问题，而且还有如何为国企创造良好运作环境的责任的问题。
国资管理，观念优于措施
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办法的启动，目前还只是停留在论证阶段。专家对是否有必要授权存在不同意见。按照《公司法》，国资委为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并存在授权问题，但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的特殊性使《公司法》对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即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权利等又不能很好地运行，因而目前国有资产的观念问题的统一比实际的措施要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国企经营问题实质上是企业运作的技术面问题，与所有权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企业经营问题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所有权归属上，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其目的是把企业运作好，而不是在为谁服务上，人力资本的最终结果是如何使资源高效地运作，因而，国企改革在经营层面上要尽量避免与所有权挂钩。
其次，国企改革应尽量避免股权减持和转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国有企业的一大特点是一股独大，在实行了国有资产的多级所有后，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分级所有制度确立以后，国有股的流通渠道打开，国资委可以变国有股减持和转让为与各级国有股所有者、民营企业所有者、外资等进行股权置换，也就是说，国资委年初部分国有股同其它股权实体进行置换形成事实上的国企股权多元化，这样有利于吸收社会资金，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持有国企股份创造条件，同进也扩大了国有股的支配范围。
第三，对其它一些国有企业，国资委可以通过《信托法》的规定，实行产权信托，即暂进搁置所有权问题，强调股权受益，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不是现金股，而是资源股，随着全社会资源流通的开放，仅仅追逐资源的所有权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拥有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拥有资产的受益权，因而受盗权才是最根本的要求。通过产权信托，把所有权出租，留下受益权，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资源股的现金贴现，国家可以拿贴现的股权收益投资到其它相关的领域和行业，从而缓解由于国有股的集中减持和转让给社会和市场带来的压力。
第四，摆脱过于追捧现成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弊病。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是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强调的是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其建立的基础与我国的经济基础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西方国家强调个人职能，而我国的现有经济结构却天生有集体职能，集体主义意识是东方管理体制的优势所在，因而探索集体主义意识下的东方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最终出路。不论是海尔模式还是华为管理体制，不论是TCL模式还是比亚迪生产管理方法，这些中国的成功者都不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搬运工，它们都探索出了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管理体制和现代企业用人机制。
众多的事实表明，外聘的管理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应该创造有效的经营环境，让环境孕育出中国特色的成功企业家来，并赋予这些人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东方企业制度的动力。当前，由于韩国现代集团郑梦宪成为政治牺牲品引发了人们对韩国企业制度的批判和怀疑，但业界分析韩国企业制度是批判性的否定，其实并非韩国企业制度都存在根本的缺失，而是韩国企业制度体现出了惰性，在成功中迷失了创新的方向。
对国资管理体制来说，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长期以来我们为了与国际接轨，为了实现入世的承诺，改革和调整方向更多地体现为“完成任务型”，而不是主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进行深刻的、全方位的调研，因而使许多改革措施出现了与现实不符的情况，改革体现适应性过多，以内需为基础的因素过少，这一点在国内一些专家和学者的治学态度上可见一斑。对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应操之过急，而应有序进行，协调发展。
